7月14日的印度孟买街头,安保警戒等级提高到了最高水准,全城的警力只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炫富”庆典。
在过去,股票配资市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吉首则是一个发展中的小城市,这意味着在吉首股票配资市场中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如果不提这是亚洲首富、印度信实集团董事长安巴尼小儿子阿南特的婚礼,单论宾客名单的影响力,或许能比肩即将举行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
点燃婚礼庆典开场的是贾斯汀·比伯,有消息称,安巴尼家族耗资1000万美元请他来献唱。
参加这场婚礼的,还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商界领袖和各界名流。包括政界的印度总理莫迪、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商界的汇丰银行董事会主席马克·塔克、韩国三星电子掌门人李在镕,文娱及体育界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大半个宝莱坞的影帝们等一众名流。
他们身穿顶级奢侈品牌订制的印度传统服饰,纷纷前来祝福这对他们或许并不熟悉的新人。
这是一场在印度无人不晓的婚礼,某种程度上也是莫迪想要的“印度影响力”。
横跨石化、能源、电信、零售的信实集团,还占据着印度人电视收视总量95%的媒体渠道,安巴尼家族此前已经用其72个电视频道,不遗余力地为婚礼造势了七个月。拥有2300万粉丝的信实工业脸书账号,也在这段时间内发布了数十条有关这场婚礼的帖子。
不仅如此 ,数千名宾客全程包机、新朗给每位伴郎都发了价值240万美元的手表……这种手笔,连现存的王室都自愧不如。
据估算,从1月的订婚仪式、3月的婚前派对,到5月份的婚前游轮旅游,再到7月份的正式婚礼,安巴尼家族为这场持续了小半年的世纪婚礼支出超500亿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超43亿元)。其中,仅仅是请帖套装,每个就价值超60万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5.2万元)。
这场世纪婚礼,让人看到了印度婚礼的新天花板,也让不少人感受到了这个国家日益加剧的贫富鸿沟。要知道,在这个国家里,仍有6成国民生活在世界银行贫困线下,他们每日生活费不足3.6美元(约合人民币26.1元)。
印度婚礼,一定要炫富
在印度社会,婚礼是衡量一个人地位和财富的重要指标,即便是低收入群体,也要大办特办。经济再最困难的父母,也会尽量给女儿至少一条金链子,以挽回面子。
印度如今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黄金消费国,除了理财功能,大量黄金被用做婚礼饰品,印度婚礼平均使用2至3公斤的黄金。
“在婚礼上能承受多少浪费,表明了新人的地位。”印度古瓦哈提的社会学家莫琳·卡利塔解释说。
这种婚俗,在社交媒体时代得到放大,尤其是富豪的婚礼,更是拓展了印度中产到穷人对奢华程度的想象力:持续数天、大宴宾客、邀请影星歌手、订制珠宝和礼服,几乎成了印度富豪婚礼的标配。
2004年,印度钢铁大亨米塔尔的女儿瓦妮莎与伦敦的投资银行家Amit Bhatia举办了为期一周、花费6000万美元的婚礼,约有1000名宾客乘坐包机飞往法国参加婚礼。婚礼活动包括了埃菲尔铁塔的烟花表演和歌手Kylie Minogue的私人表演。
2016年,印度矿业大亨兼政治家Gali Janardhana Reddy的女儿举办了为期五天的婚礼,花费7400万美元,婚礼发放了镀金的请柬,宴请宾客5万名。
直到安巴尼出手,取得“碾压式胜利”。2018年,仅是他为女儿伊莎举办的订婚宴,就花费了1.5亿美元。
相比之下,1981年英国王室查尔斯王子与黛安娜王妃的那场“世纪大婚”,才花费了约4800万美元。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约为今天的1.37亿美元。
也许是注意到了外界对于其奢靡浪费的批评,安巴尼对有关女儿的正式婚礼以及这次小儿子阿南特婚礼的开销,闭口不谈。
但据NBC报道,一名孟买的婚礼策划师估计,阿南特此次持续7个月的婚礼总开销可能超过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超43亿元)。
不仅如此,为了给小儿子办婚礼,安巴尼动用自己的政商关系,使得孟买的一个军用机场升级为临时国际机场,容纳他宴请宾客的私人飞机停驻。最终在婚礼举办的周末,孟买市中心多条主干道封路,当地警方以“公共活动”的应对级别保障婚礼的进行。
印度学者普拉塔普·巴努·梅塔在《印度快报》上写道,对于安巴尼家族来说,庆祝活动成为他们“国家权力的投射”。“无论是国家前领导人、企业巨头掌门人或是天王巨星,安巴尼家族都可以让他们来到自己的地盘上跳舞。”
在名人效应和社交媒体的引导下,印度婚礼早已成为了一个旱涝保收的庞大产业。
婚礼策划服务公司The Knot Worldwide的首席执行官Tim Chi,就盛赞安巴尼的婚礼对印度婚庆业产生了多方面的促进,“甚至推动了经济增长”。
代表中小企业的全印度贸易商联合会估计,从媒人、餐饮到拍摄和施工队,印度婚庆行业每年带动的上下游产值可能超过13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447.9亿元)。在这种算法下,婚庆业将成为印度第四大产业,超过汽车、钢铁和科技业,仅次于能源、银行和保险业。
鉴于前些年印度富豪们在国外大办婚礼,印度总理莫迪曾呼吁印度人在本国举办婚礼,“让国家的钱就留在国内”。
但现实情况是,印度富豪们即便在国内大办婚礼,也可能没法为印度众多的低收入群体提供工作或额外的涓滴效应,反而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和内耗。
印度穷人婚礼:结婚=负债
新德里智库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兰贾娜·库马里博士表示,富人和名人的高调婚礼为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树立了难以效仿的高标准,引发了不必要的社会压力。
《Outlook》杂志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安巴尼子女的婚礼开销已经是全球最高水平,但若论为子女婚礼所花费的净资产比例,总资产1237亿美元的安巴尼,可能还不如距离他豪宅7公里外的孟买贫民窟家庭。
印度中产及富豪举办奢华婚礼的平均花费在20万至4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45万元至290万元)之间,这还不包括购买珠宝、服饰之类的开支。平均而言,印度普通婚礼会花费家庭年收入的三倍多,也就是约1.5万美元来举办一场婚礼。
但富豪和中产在婚礼上的奢靡之风传导到印度贫困家庭,却成为了女方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根据印度的传统婚俗规定,在一场宾客多达两百人的婚礼上,男方家庭的“面子”主要取决于女方家庭如何对待宾客,以及送出什么价值的嫁妆。
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印度新娘家的嫁妆平均而言是新郎家彩礼的七倍。
这一特点极易被富豪婚礼的奢靡之风影响,部分印度男方家庭的虚荣心,最终导致了女方家庭的苦难。
德里的学校老师夏尔玛于2019年11月与邻居(一名电工)举行婚礼时,曾因自己终于要出嫁了而感到兴奋,但这份源于新鲜感的喜悦很快就被经济负担所击碎。
这位26岁的女孩从每月200美元的工资中存下了2000美元,她的母亲还卖掉了家里的一小块土地用于置办嫁妆——家具、电视和冰箱。剩下的钱,则用来预订一个小型婚礼厅、聘请当地乐队和为200多名宾客提供餐饮。
然而,未婚夫的父亲仍未满足,他希望儿子还能得到一辆车。夏尔玛的父亲在她19岁时就去世了,作为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夏尔玛一直是养家糊口的主力,男方家庭要求的买车已完全超出了她家的经济能力。
未婚夫的家人丝毫不愿退让,最终取消了婚约。
夏尔玛最终选择了不结婚独立生活,她的这一经历是不少印度底层人民的真实写照。
印度德里妇产科医生萨姆里迪·卡卡尔表示,在印度,儿子被视为对未来的投资,他能照顾年迈的父母,不像女儿那样结婚后就离开家。因此,儿子的出生受到重视,女儿却普遍被视为一种负担,甚至是贫困家庭的“祸害”。
许多印度贫困家庭的父母认为,女孩们只需要关心自己怎么嫁出去就可以了,而经济负担都要落在自己头上。“在我们这个社会,把女儿嫁出去是一项繁重的责任,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56岁的小农场主拉尼·德维表示。
如果未能让男方家庭满意,后果将不堪设想。男方家庭可能会取消婚礼让女方家庭在邻里中蒙羞,以索要更多嫁妆的名义进行骚扰,甚至衍生出施暴事件。
2020年初,班加罗尔的一名丈夫在收到了一公斤的黄金嫁妆后仍不满足,当妻子拒绝增加嫁妆后,他将她活活烧死。
2020年12月,因为不堪丈夫及其家人因嫁妆问题的骚扰,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一名27岁妇女纵火焚烧了自家房屋,然后带着两个儿子跳进火中。
当然,印度对此也早有立法,但在执法层面上几乎形同虚设。
根据1961年的《禁止嫁妆法》,在印度提供或接受嫁妆都属于违法行为,违法者将面临至少五年监禁,并处以200美元或嫁妆价值的罚款,以较高者为准。
1983年,印度刑法典第304B和498A条也颁布,禁止丈夫或其亲属对妇女施暴,最高处罚为终身监禁。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2006年至2016年间,每七起相关案件中只有一起以定罪告终,五起案件无罪释放,一起案件被撤销。该机构甚至承认,在印度每小时就有一名妇女因嫁妆而自杀或被谋杀,每四分钟就有一名妇女遭受公婆或丈夫的虐待。
近年来,印度立法者也试图遏制婚礼的奢靡之风,以减轻给贫困家庭带来的压力。
2017年发布的《婚姻(强制登记和防止浪费性支出)法案》提议,在婚礼上花费超过50万卢比(约合4.3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必须将婚礼总费用的10%捐赠给来自贫困家庭的新娘。
安巴尼夫妇就曾响应该这一政策,他们在婚前庆祝的活动中,为50多对贫困夫妇组织了一场集体婚礼,还给每对夫妇送了金饰和一张价值10.1万印度卢比(约合8771元人民币)的支票。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等待印度完善立法和提高执法能力,印度年轻人正在尝试自救。
根据印度金融服务平台IndiaLends发布的《婚礼支出报告2.0》,42%的千禧一代计划自筹婚礼费用,不再依赖父母,新郎也会和新娘共同承担开销。
年收入约为50-1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4.3万元-8.7万元)的群体中,有73%在婚礼上的花费不超过70-1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6万元-8.7万元),即婚礼开销基本不超过其年收入。
此外炒股配资要求,58.8%的千禧一代选择更为简单、亲密的婚礼,抛弃了传统动辄数百宾客的仪式,许多人还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举行集体婚礼。